空氣是人類生存生活的基本條件，空氣質量與人民群眾的幸福指數息息相關。近年來，經過各地區、各部門共同努力，大力削減污染物排放總量，頒布新環境空氣質量標準，建立區域聯防聯控新機制，我國部分城市環境空氣質量有所改善。但大氣環境形勢依然嚴峻，煤煙型污染尚未得到控制，以細顆粒物(PM2.5)為特征污染物的區域性大氣環境問題又日益突出。今年初，我國部分地區長時間、大范圍、反復出現霧霾天氣，許多城市空氣質量急劇下降，嚴重威脅人們正常生產生活。大氣污染影響社會和諧穩定，制約經濟持續健康發展。看民生、納民意，需要加快治理。

    環境保護是全社會共同支持、共同參與、共同享有的事業。大氣污染成因復雜、來源廣泛，涉及生產生活的各個領域各個方面，其防治需要全社會同心戮力、共同行動。正如李克強總理強調的，“既然同呼吸，就要共奮斗，大家都盡一把力”。

    堅定信心，既打持久戰又打攻堅戰。國內外經驗表明，大氣污染可治可控。如美國通過實施清潔空氣法、一系列減排計劃、調整產業結構和能源結構、加嚴排放標準等措施，從1980年到2010年國內生產總值增加127％，大氣污染物排放量下降67％，PM2.5濃度大幅降低，環境空氣質量顯著改善。但是，美國治理大氣污染也經歷了較長時間，時至今日，洛杉磯等地區還在為達標而努力。我國的情況更加復雜、任務更加艱巨，發達國家上百年間逐步出現的資源環境矛盾，在我國集中顯現。PM2.5污染是長期積累形成的問題，解決起來需要一個過程。不積跬步無以至千里。我們要充分認識改善大氣環境質量的艱巨性、復雜性和長期性，做好打持久戰的思想準備。同時又必須拿出時不我待、只爭朝夕的勁頭，抓緊行動起來，有所作為，積小勝為大勝，盡快改善環境質量，以藍天白云裝扮美麗中國。

　　找準突破口，采取對癥下藥的強有力措施。大氣污染與發展方式、產業結構和能源結構密切相關。我國高消耗、高污染、低產出、低效益的粗放工業模式尚未根本改變，產業結構重型化特征明顯，單位產品的污染物排放強度高，污染物排放量大。解決大氣污染問題，要在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上下功夫。一方面，調整優化產業結構，嚴控高耗能高污染行業新增產能、加快淘汰落后產能、清理整頓違規產能、積極化解過剩產能。另一方面，加快調整能源結構，控制煤炭消費總量、發展清潔能源、推進煤炭清潔利用。從這個意義上講，改善大氣環境質量，不僅是環境保護的一大進步，而且是經濟發展方式的一大轉折。減少污染物排放總量是PM2.5控制的基礎，需要從點源、面源到移動源綜合施治，在淘汰燃煤小鍋爐、脫硫脫硝除塵設施改造、綜合整治煙塵、治理餐飲油煙等方面做大量工作。機動車已成為城市空氣的重要污染源，北京、上海等大城市機動車對PM2.5的貢獻率達20％~25％。要科學調控城市機動車保有量，大力淘汰黃標車，加快車用燃油低硫化步伐，深化機動車污染治理。

　　注重改革創新，完善環境保護制度。建立有效的激勵約束機制，讓保護者得收益、獲得補償，污染者多負擔、付出代價，是維護環境公平正義，調動全社會保護環境積極性、主動性和創造性的重要保障。要充分發揮市場機制調節作用，對能效、排污強度達到“領跑者”標準的先進企業給予鼓勵，嚴格限制環境違法企業貸款和上市融資，引導銀行加大對大氣污染防治項目的信貸支持。完善價格稅收體系，適時提高排污收費標準，實施階梯式電價，深化資源性產品價格改革，建立更好地反映市場供求關系、資源稀缺程度和環境損害成本的價格形成機制。抓緊修訂《環境保護法》、《大氣污染防治法》等法律法規，健全生態環境保護責任追究制度和環境損害賠償制度，著力解決責任不落實、公眾環境權益保護力度不夠、環境違法行為懲處不力等問題。強化環境信息公開制度，及時公布環境空氣質量狀況，主動公布建設項目環境影響評價等信息，對涉及群眾利益的建設項目，充分聽取群眾意見。

　　明確責任，形成政府統領、企業施治、公眾參與的合力。地方各級政府對轄區內大氣環境質量負總責，要根據國家總體部署，確定本地區大氣污染防治工作的重點任務，完善相關政策措施，確保任務到位、項目到位、資金到位。企業是大氣污染治理的責任主體，要采用先進的生產工藝和治理技術，主動公開污染物排放狀況、治理設施運行情況等環境信息，自覺履行責任，接受社會監督。環境保護最終還要落實到每個人的行為上。組織開展以PM2.5為重點的大氣污染防治宣傳教育，普及大氣污染防治知識，引導公眾合理適度消費和綠色低碳消費，鼓勵購買能效標識產品和環境標志產品，倡導綠色出行，從點滴做起、從小事做起，通過各種方式為改善環境空氣質量盡力量。

　　良好的生態環境是最公平的公共產品，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。從改革開放初期的求溫飽，到現在要呼吸上清潔的空氣，這是“衣食足”與“倉廩實”之后，人民群眾對美好生活的期盼。切實改善空氣質量，等不來，喊不來，必須建立在全民行動的基礎上。全社會自覺行動起來，同呼吸，共奮斗，天朗氣清、惠風和暢的美麗中國就能早日實現。